粗略地回顾一下已经拥有百年历史的一部中国现当代小说史，即不难发现，从题材的角度来考量，成绩最显著者，大约莫过于旨在关注和表现农人生活的所谓乡村题材小说。这些乡村题材小说的写作者，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那些虽然在乡村度过了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而言非常关键的青少年时期，但在成年后却进入现代化的大城市之中生活（其中，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在新时期文学早期，曾经出现过的“右派”与“知青”两大作家群体。这两大群体作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由于时代政治的缘故，被迫离开城市，进入相对落后的乡村生活经年。正是在如此一种少则数年，多则十几二十年乡村生活经验的强有力支撑下，包括王蒙、高晓声、王安忆、韩少功、李锐、阿城等在内的本来出生于城市的作家，方才创作了一大批引人注目的优秀乡村题材小说）的属于城市知识分子阶层的作家；另一部分，则是那些从青少年时期一直到后来成人之后长期生活在乡村（请一定注意，这些长期生活在乡村的作家，他的户籍却未必就是乡村的）的作家。相对于前一部分人数众多的作家，典型的后一部分并不多见，其中最典型的一位，莫过于曾经先后写出过《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罗汉钱》的赵树理。笔者这里所要集中关注讨论的四川作家贺享雍，也可以被归入后一部分之中。
关于贺享雍，用出版社编辑的话来说，就是：“他做过40多年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是一位真正把身子和血脉都扎到乡村土壤里的写作者。”[1]不管怎么说，能够仅仅凭借一个作家之力坚持完成包括《土地之痒》《民意是天》《人心不古》《村医之家》《是是非非》《青天在上》《盛世小民》《男人档案》《大城小城》《天大地大》在内的字数多达300万字的系列长篇小说《乡村志》，单只是如此一种非同寻常的庞大体量，就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应该赢得我们充分的尊重。虽然笔者个人对贺享雍的具体情况一无所知，但仅只是借助于出版社编辑的寥寥数语，便可得出这样的一种结论。那就是，贺享雍系列长篇小说《乡村志》写作的最终得以完成，与他长期扎根乡村世界所获得的丰富生活经验之间，肯定存在着不容轻易忽视的内在紧密关联。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乡村志”中的“志”带有突出的地方志意味。当然，贺享雍的根本主旨肯定不是要写一部多卷本的地方志，而是要充分地借鉴运用地方志的书写传统，将自己的目光聚焦到四川一个名叫贺家湾的普通乡村，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时代乡村的包产到户，一直写到了当下时代的“精准扶贫”，时间跨度长达40个年头，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世界一种编年史性质的文学书写。尽管说我们这里所要集中探讨的只不过是其中的最后一部《天大地大》（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9月版），但对于它们二者之间一种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却必须有清醒的了解和认识。因为只有在如此一种前提下，我们才有望更准确地判断和把握《天大地大》的思想艺术价值。“精准扶贫”，是由官方强势推行的一项基本国策。既然特别强调“精准”二字，那肯定就主要是针对原来的粗放式扶贫而言的。具体来说，“精准扶贫”就是指那样一种专门针对不同的贫困区域环境、不同的贫困农户状况，采用科学有效的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其实，在中国，由官方主其事的主要针对贫困地区与贫困人群的扶贫工作，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至今也已经持续了30多年的时间。只不过因为在工作的过程中，对诸如究竟“谁是贫困居民”“导致贫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应该怎么样展开针对性帮扶”，以及“帮扶效果究竟如何”等一系列问题缺乏明确的把握，实际上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类似于“撒胡椒面”这样一种工作不够到位，效果不那么突出与显著的问题。正因如此，到了2013年11月的时候，习近平在湖南农村考察时，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精准扶贫”的说法。从那个时候开始，作为一种新的扶贫工作模式，“精准扶贫”就成为了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执行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我们现行的文学体制中，针对如此一种新生事物，用文学的方式加以及时地捕捉与表现，乃是合乎逻辑的一种结果。从文学文体的角度来说，在反映表现“精准扶贫”工作方面，最得心应手最具优势的，莫过于报告文学或者说非虚构文学这样的一种文体。事实上，近些年来，文学界也已经出现了一些旨在关注和表现“精准扶贫”这一新生事物的报告文学或者说非虚构文学作品。彭学明的《人间正是艳阳天》、鲁顺民与杨遥以及陈克海他们三位联袂合作完成的《掷地有声》等，可以看作其中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报告文学或者说非虚构文学这种文体之外，也还有一些作家，尝试着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来关注和表现“精准扶贫”的内容。这一方面，就笔者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诸如赵德发的《经山海》、陈毅达的《海边春秋》、忽培元的《乡村第一书记》等作品，虽然书写的主旨各异，却都以不小的篇幅涉及了“精准扶贫”问题。相比较而言，倘就书写的专注与完备程度来说，贺享雍这部隶属于《乡村志》系列中的《天大地大》，不妨看作截至目前一部思考和表现“精准扶贫”这一新生事物的“第一书”。不知道是无意间的巧合，抑或是出于作家的精心设计，在《天大地大》中，接受组织指派前往贺家湾村具体实施完成“精准扶贫”任务的，是一位名叫乔燕的才参加工作还不到一年的女大学生。不仅谈不上什么扶贫工作经验，即使一般意义上的工作经验，实际上也都不具备。而且，她前往贺家湾“精准扶贫”，在很大程度上，还带有明显的误打误撞性质。即原来，乔燕所在单位原本的驻村工作人员，是规划设计股的股长张青。“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上面要求将驻村工作人员统一改为第一书记，不但要求第一书记每月必须在村上住满二十三天，并且建立了严格的考核制度。还规定这个村没有脱贫，第一书记便不能回来，即使回来了，也不能提拔重用。”眼看着头上的紧箍咒越来越紧了，原本就对扶贫工作一直敷衍了事的张青知难而退，连哄带骗地把充满挑战色彩的“精准扶贫”任务推卸到了入职不久的部下乔燕身上。就这样，“精准扶贫”工作是一种社会新生事物，乔燕是一位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扶贫工作者，我们的所谓巧合，其具体所指，也就是这两个聚合在了一起的“新”。一位谈不上什么工作经验的职场“新”人，面对“精准扶贫”这样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社会“新”事物，她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完成这么重大的任务，客观上也就构成了推动故事情节运行的基本动力或者说艺术悬念。事实上，也正是因为作家对乔燕这一人物形象的如此一种特别定位，所以，《天大地大》这部旨在关注表现“精准扶贫”问题的社会问题小说，也才同时具备了不容忽视的“成长小说”性质。关于“成长小说”，曾经有学者做出过这样的论述：“这类小说的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叙述主人公从幼年开始所经历的各种遭遇。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然后长大成人并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2]具体到《天大地大》，女主人公乔燕初始出场时，虽然已经不是幼年时期，虽然已经是一位毕业后参加了工作的女大学生，但从“精准扶贫”工作的角度来说，毫无这方面工作经验的乔燕，其实真正堪比一个人的“幼年时期”。在某种意义上，她来到贺家湾这样一个陌生的小山村贯彻落实“精准扶贫”的过程，也就是她自己的一个成长过程。作为一种类型的“成长小说”中的“精神危机”，体现在乔燕这里，其实也就被不动声色地转换成了她在扶贫工作中所遭遇到的各种困难。尤其是小说一开头，乔燕初到贺家湾时的意外受挫，更是极强烈地预示着未来“精准扶贫”工作的艰难程度。“越往村子里面走，乔燕看到路两边沟渠里堆积的庄稼秸秆和枯草越来越多，一些秸秆和枯草已经腐烂，颜色发黑，空气中散发着一股腐烂植物的酸臭味。前两天下过一场暴雨，洪水也没能把这些垃圾和臭味冲走，雨水积在低洼处，墨汁一般。孑孓和不知名的小虫把这些水潭当作了乐园，尽情地在里面撒着欢。乔燕不由得皱了皱鼻子，这和她昨天晚上想象的‘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有些不一样。”一方面，这里固然是在描写外来者乔燕眼中所看到的那个环境卫生条件特别糟糕的贺家湾，如此一种满目垃圾与扑鼻臭味的情形，与她想象中的那种山清水秀的田园风光，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照。但在另一方面，此处的乡村景致描写又有着明显的象征意味，它所暗示给读者的，就是乔燕意欲在贺家湾开展的“精准扶贫”工作将遭遇极大的困难。果不其然，乔燕甫一进村，她那煞费苦心设想出的“单刀直入”充满艰苦朴素色彩的入村方式，便在不经意间遭到了村民们的嘲弄与拒绝。原来，依照常规，如同乔燕这样的驻村第一书记上任，都是首先由单位的政工干部把他们送到乡上，再由乡里指派专门的干部进一步送到村上。然而，生性一贯崇尚特立独行的年轻女大学生乔燕，却在行前临时改变了主意：“她要自己骑着那辆香脂白的48V‘小风悦’电动车到村上来。”没想到的是，乔燕如此一种别出心裁的带有一定“毛遂自荐”色彩的走马上任方式，到头来却遭到了贺家湾众乡亲的一番冷嘲热讽。先是因为自称为“第一书记”以及拿不出组织的介绍信被村民贺世银老人怀疑为招摇撞骗的骗子，紧接着，就是随着贺世银老人“抓骗子”的呼喊声而赶来的其他众乡亲，吵吵嚷嚷着要把她给送到乡上去。虽然说由于村支部书记贺端阳的及时现身，当众证实了乔燕的真实身份，但乔燕所面临的尴尬却并未因此而终止。就这样，一方面被无端诬为下乡镀金意欲被提拔的官员千金（尽管说乔燕实际上的确出生于一个官员之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回答不上贺世银老人提出的那个关于二十四节气的问题，乔燕一气之下，骑着自己的电动车落荒而逃，怀着满腔委屈回到了爷爷奶奶身边：“她感到这一切都是他们故意安排好的，明显是不欢迎她。一想到这里，乔燕一时冲动，便对着众人大声喊了起来：‘你们这是故意的，明显不想接纳我，我不来了……’”原本是兴冲冲的“初生牛犊不怕虎”，没想到一开始就是“出师未捷身先还”，女主人公的如此一番受挫经历，从成长小说的角度来看，当属一种毫无任何疑问可言的“精神危机”。然而，经过乔燕前后长达一年多之久的勤奋努力，诸如整治贺家湾的环境卫生（其中，自然也包括后来为了及时巩固整治效果而进一步采取的垃圾分类与统一清运措施），贫困户的摸底识别，扶助退伍军人贺波的“美丽新乡村建设”，贺勤与吴芙蓉之间鸭子风波的最终解决以及由此而进一步延伸出的贺吴他们两位的特殊情缘，贺兴坤的在城里购房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贺世银老人的贫困户认定问题，因家庭贫穷而被迫一度辍学的高才生贺峰复学以及接受资助，由刘勇返乡而引出的蘑菇种植培养技术，贺波的饲养生态鸡场受挫与他主其事的种花种草美化乡村，很是有一点难度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一直到由于洪水冲击桥梁垮塌后的及时筹款修复，等等。所有的这一切，一方面，当然是身为国家“精准扶贫”工作人员的乔燕下乡一年多来的具体工作内容；但在另一方面，却也不妨被看作是她在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如同《西游记》中的“九九八十一难”那样的各种人生考验。只有在接受并战胜了这一切人生考验的过程之后，乔燕方才真正地“长大成人并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单只是依凭着充满人生朝气的“初生牛犊”乔燕的一人之力，她根本不可能哪怕坎坎坷坷地完成自己的成长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来自富有各种人生经验的“帮手”或者说“导师”的作用绝对不容忽视。正如同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已经了解到的那样，以适时的点拨或支持帮助乔燕渡过了各种人生难关的，主要是曾经的扶贫干部、她的爷爷乔大年，以及现任的扶贫干部、她的母亲吴晓杰。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当乔燕倍觉工作不给力的时候，或明或暗地及时伸出援手加以激励的，总是他们两位。不管怎么说，乔燕成长过程最终得以完成，与这两位出场机会并不算多的人生“帮手”之间，存在着不容轻易剥离的内在紧密关联。事实上，也正是在经历了以上这些过程之后，到了小说的结尾处，我们发现，当年那个“初生牛犊”一般的年轻女大学生，已经成长为一个完全能够独当一面的，很是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的“精准扶贫”干部了。尽管说贺享雍非常巧妙地借助于贺老三等一帮非贫困户的突然发难，以一种并非大团圆的多少带有一点开放性特点的方式结束了整部长篇小说，但身怀六甲的乔燕即将分娩出一个全新的生命这一细节，却仍然从象征的层面上昭示了一种充满希望的未来。很大程度上，也正是通过对主人公这一年多的工作、成长历程的真切书写，作家贺享雍相对成功地刻画了乔燕这样一位既立足于乡村现实，同时却也不失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扶贫干部形象。所谓的“精准扶贫”，一方面固然需要有如同乔燕这样全身心地投入扶贫工作中的扶贫干部；但在另一方面，却也不能不顾及身为被扶贫对象的那些乡村贫困户。很大程度上，贫困的客观存在，与“精准扶贫”，其实可以被看作同一件事物的一体两面。因为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有着贫困的客观存在，也才需要有官方组织的扶贫工作。反过来说，扶贫工作要想真正地落在实处，也正是因为贫困至今都没有能够完全消失。从这个角度来说，贺享雍对乔燕“精准扶贫”过程的书写，实际上也就应该看作是对贺家湾那些贫困户生存状态的真实展示过程。比如，刘勇一家的度日维艰。由于刘勇夫妇都在外地打工，只好把三个不大不小的孩子丢给了年近八旬的老母亲来照管。“正抬头观望时，忽然看见前面小路上颤颤巍巍地走着一个老太婆，手里拄一根拐杖，背上背一只背篼，也不知背篼里装了什么，那腰几乎弯到地上去了。因为是在后面，乔燕没法看清她的面容，猜不出她有多大年纪，只见满头银发如雪，阳光下更加白得晃眼。”这是外来者乔燕眼中所看到的刘勇母亲形象。如此一位简直就是自顾不暇的老人，却不仅要照料三个不大不小的孙子，而且还得下地去干农活，刘勇一家的贫困情况自然可想而知。从常情常理出发揣度，一对农民工夫妇的打工收入，要想维持一家六口人的日常生活，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若非情不得已，刘勇夫妇是不可能丢下年迈的老人和年幼的三个孩子去外地打工的。唯其如此，当乔燕意欲对此一探究竟的时候，罗老太婆才会不无动情地对乔燕做这样一番叙说：“不是他的是哪个的？老大叫刘明，老二叫刘亮，老三叫刘全！我是前世作了孽，带了虱子带虮子，他们又不听话，怄死我了！我又要给他们带娃儿，又要种地。我说不种吧，可又莫得喂嘴巴的……”在这里，罗老太婆所真切道出的，不仅是自己家的贫困状态，更是内心深处的满腔苦楚。再比如，叶青容老奶奶和儿子贺兴发住在烂大田旁边的梨树沟里，房子也是摇摇欲坠，贺兴发40多岁了还没有娶亲，他巴不得搬到集中安置点去，可老太太却不管乔燕磨了多少嘴皮，回答她的只有一句话，那就是贺兴发父亲的坟就在屋子后边，她要守着老头子的坟过一辈子！从作家的主观意愿来说，贺享雍在这里是要通过叶青容老奶奶的拒绝搬迁，写出易地扶贫搬迁的艰难程度，但在实际上，不知道作家自己是否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他所不经意间暗示的，乃是叶青容一家的贫困程度。贺兴发之所以40多岁了仍然没有能够娶亲，肯定与家庭的贫困紧密相关。一位没有外出打工的40多岁的农民，光是守着那几亩田地，根本谈不上有稳定的经济来源。这样的一位“老光棍”，陪伴着年岁更高的老母亲，在一起相依为命，其生存状态的糟糕程度，自然可想而知。遗憾之处在于，贺享雍或许过度地关注了如同易地搬迁这样的扶贫问题，因而不自觉地自我遮蔽了本应更加重视的生存贫困问题。更进一步地，或许与作家过分注意了对“精准扶贫”流程的呈现有关，对贺家湾贫困问题的关注与展示不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被看作这部长篇小说的一种思想艺术缺憾。但在充分肯定《天大地大》作为一部旨在关注和表现“精准扶贫”问题的社会小说所取得的思想艺术成就的同时，有一些问题恐怕也应该提出来，与贺享雍兄有所商榷。首先，是主人公乔燕之所以能够成为扶贫工作者的具体原因。按照叙述者的交代，在单位工作了还不到一年时间的女大学生乔燕，之所以被组织委派到贺家湾去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乃是因为她的前任扶贫工作者，那位名叫张青的股长，不仅极不称职，而且还临阵脱逃的缘故。不知道贺享雍是否明确意识到，这一细节设定，实际上已经牵涉到了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如果说张青的工作（不仅仅是指扶贫工作）态度存在问题，那么他又怎么可能被提拔为股长；其二，明明知道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乔燕工作经验不够丰富，她所在的单位为什么会如此轻率地接受张青的建议，把她派送到贺家湾承担“精准扶贫”的重要工作。这里面，除了相关组织与领导的失察之外，是不是也还存在着不负责任的问题。把乔燕这样一个黄毛丫头派定为扶贫干部，从成长小说的角度来说，固然值得肯定，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以上两方面问题的存在，恐怕就是一种不容被否定的文本事实。又或者，贺享雍如此这般书写的初衷，本就是要以旁敲侧击的方式不动声色地揭示组织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也未可知。其次，是乔燕的特殊身世。我们注意到，贺享雍不仅为乔燕设定了一个从爷爷到母亲再到她自己的这样一个扶贫“世家”，而且还进一步为她设定了一位名叫张健的警察男友（到了小说后半段，男友已经变成了丈夫）。从故事情节的发展演进来看，正是他们几位，每每在关键时刻能够助乔燕一臂之力。比如，就在乔燕第一次去贺家湾受挫并且萌生退意之后，及时地给予她激励的，就是爷爷乔大年。当她央求爷爷利用自己曾经的地位与影响出面要求单位领导更换“精准扶贫”工作人员的时候，遭到的却是乔大年一番带有明显讽刺与挖苦色彩的“当头棒喝”：“好，好，爷爷明天就去叫他们换人！我就说，‘我孙女过去可像我乔大年的孙女，什么困难都不怕，也像是她母亲吴晓杰脱的壳，是个不服输的人，可这次不算，你们就饶她一次，另外换一个人去吧……’”紧接着，便是一番疾言厉色：“还没上任就想撂挑子，这可不像我乔大年的孙女，也不像是吴晓杰的女儿！”正是来自爷爷的这一番适时激励，从根本上鼓起了乔燕面对困难的勇气，才使她再一次骑着自己的电动车来到了贺家湾。再比如，身为警察的张健，也以一次又一次带有自我牺牲意味的“退缩”与“屈服”，成就着乔燕的扶贫事业。这一方面，最突出的例证，就是他们俩那次拍婚纱照的特别经历。眼看着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端的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贺家湾那里却突然打来了紧急电话。原来，是村里的书记贺端阳紧急传达上级指示，要求按照上面的规定，按时把所有贫困户的信息都录入相关系统。一听到这个消息，乔燕马上不管不顾地叫了一辆出租车，第一时间赶到了贺家湾，只留下张健与摄影师万般无奈地面面相觑。还有就是，乔燕多少带有一点强制性色彩地要求收入本来就不高的张健和自己一起去承担贺峰复学后的相关费用。当然，这方面最典型不过的，恐怕还是她那位担任市扶贫移民局局长的母亲吴晓杰。在乔燕因为洪水后修桥问题而面临困难的时候，暗中予以强力支持的，正是“幕后英雄”吴晓杰。面对着自己的爱女，吴晓杰在电话中说：“什么不想给我添麻烦，你说得好听，我带大的人我还不知道，就是想争硬气嘛！可单靠你一个人的力量，总有没法解决的事吧？我给你说，贺家湾桥的事，我已经给你们县委孙书记说了，关系到五个村的村民没法通行，这也不是小事！孙书记说了，他会尽快解决，这下你不会再哭鼻子了吧……”虽然口口声声要让自己的女儿好好锻炼锻炼，但到了关键时刻，爱女心切的吴晓杰却还是忍不住在暗中出手相助了。我们的意思倒不是说以上这些与乔大年、吴晓杰以及张健紧密相关的情节安排不合理，而是说假若乔燕不具备这些条件，假若她真的只是一个出身于普通家庭的普通工作人员，那么，当她接受委派来贺家湾进行“精准扶贫”工作的时候，单只是凭借一己之力，即使付出再多的努力，岂不是也一定会被碰得头破血流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乔燕到底是在凭借自身的力量，抑或还是凭借特殊的家庭关系网完成着“精准扶贫”任务，自然也就成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道理说来非常简单，如果乔燕只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那她要想如期完成“精准扶贫”任务，恐怕也就只能是异想天开，只能够成为没有什么希望的泡影了。这样一来，贺享雍在《天大地大》中围绕“精准扶贫”这一先验性主题所设定的人物与故事情节是否具备普遍性的意义和价值，也就很是值得怀疑了。
第三，则是贺享雍有意无意之间对一些本来应该深入挖掘下去的文本细处走马观花式一笔带过。这一点，主要集中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乡党委那位专管人武工作的熊委员的两处描写。一处是，在熊委员意外获悉复员军人贺波的先进事迹已经引起县主管人武工作的高政委的高度重视之后的一番反应：“没想到贺波这小子出息了！当初我坚持要把他送到部队，没看走眼吧？”在得到了贺端阳的肯定性回答后，熊委员紧接着又说：“贺书记记得就好！明给你说吧，前几天贺波还来找我，说他想发展产业，问我上面有没有帮助复员退伍军人发展产业的扶持资金，我说，没有！我又说，发展什么产业，你看农村发展产业有几个成功了的？不如干脆出去打工的好！哎，如果高政委问到这一点，你可告诉他千万别说我没有支持他，啊，照顾点情绪，啊！”明明自己不仅在贺波的返乡创业问题上毫无作为，而且还扮演着绊脚石的角色，然而，一旦情况发生变化，这位熊委员却马上摇身一变，转而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邀功。另外一处是，在贺波的生态养鸡事业因突发暴雨而意外受挫之后。面对着贺波生态养鸡场的惨状，熊委员却要求他以弄虚作假的方式瞒天过海：“熊委员说，我们乡好不容易发现一个典型，尤其是复员退伍军人的典型，这关系到全乡的形象，如果现在向上面汇报了我养鸡失败的事，这个典型就有可能轮不到我了，所以叫我们先不要把鸡死了的事告诉武装部和陈总，也不要对社会上说……”“总之一句话，熊委员说，这不仅关系到我的荣誉，也关系到全村、全乡的荣誉……”面对着贺波的困局，不是千方百计地设法帮助他走出困境，而且企图以瞒天过海的方式继续获取不应有的荣誉，熊委员的令人厌憎处，正在于此。事实上，除了贺家湾那些贫困户的客观存在，以及村支书贺端阳有时候会在是否积极配合乔燕的“精准扶贫”工作方面显得有些首鼠两端之外，在《天大地大》中真正构成了某种对立性阻碍力量的，正是如同熊委员这样一种既不脚踏实地却又总是好大喜功的行政力量。如果贺享雍能够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并沿着这一道矿脉深挖下去，为乔燕的“精准扶贫”工作设置其更难以攻克的对抗性力量，那么，整部长篇小说无疑将会拥有更加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也会拥有更大的思想艺术张力。惜乎贺享雍只是在这一方面浅尝辄止，没有能够做更进一步的开掘与表现。其二，是关于乔燕他们为了及时录入贫困户资料所付出的巨大劳动的描写。“乔燕还不知道，往省上系统里录入贫困户的信息，只是她整个扶贫过程中软件资料建设迈出的第一步。后来贫困户软件资料之多，手续之繁复，牵涉部门之广，以及付出的艰辛和努力，都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使她大部分时间都陷在了做这些软件资料上。”那么，如此一种录入贫困户软件资料的工作，到底会艰辛到何种程度呢？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以至于经常有些小道消息传来，说××村打印贫困户资料，已经打坏了几台打印机；××村光往贫困户资料上盖章，就盖坏了几个公章；××村打印贫困户资料用的纸，就码了几人高，甚至还传出了第一书记累昏在做资料的现场（请注意，贺享雍这里的表达方式，其实是有问题的。一种正确的表达方式，是甚至还传出了第一书记累昏在做资料现场的消息）。”据笔者个人有限的了解，贺享雍的相关描写，绝对是一种真实的情形。现实生活中，那些“精准扶贫”的第一书记们的很大一部分精力，确实被这种带有明显形式主义特点的录入软件资料占据了。与此同时，需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相关问题是，如此一种录入贫困户资料的工作，到底是不是有其不可或缺的必要性？到底是实实在在的扶贫工作重要，抑或是录入资料的工作重要？换言之，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精准扶贫”工作中，这种录入资料的工作是不是一种形式主义的严重弊端呢？遗憾处很显然在于，贺享雍虽然已经在有意无意之间触及了这一弊端，但却没有能够站在一种批判性的高度，对此做更进一步的深入挖掘。由以上的细读分析可见，作为系列长篇小说《乡村志》中的最后一卷，这部旨在关注和表现“精准扶贫”问题的《天大地大》，可以说是一部良莠并存的长篇小说文本。尽管说其中也存在着有些不尽如人意的缺憾之处，但置身于当下时代这样一个特别的社会文化语境，作家贺享雍能够把“精准扶贫”问题书写到如此一种程度，也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最起码，即使仅仅只是从作家一种感受时代脉搏的敏感程度上来说，贺享雍也理应获得我们充分的敬意。注释
[1]参见贺享雍系列长篇小说《乡村志》折封处的作者简介，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7月版.
[2]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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